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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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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曾经大都生活在巷子和里份中,门户相对,墙壁相连,几家人共一个厨房做饭,用一 个龙头打水,在一块小小的空地上乘凉,赤膊短裤,床席相连,全无芥蒂。家家户户之间很 熟悉,谁家买了什么菜,谁家添了什么衣,谁家来了什么客,甚至谁家为什么事吵了架,互 相间都是清清楚楚的。有的住房板壁薄,甚至人家一个月有几次夫妻生活,邻人也大体了解 。武汉人把生活在自己周边一个范围中的熟人叫做"街坊",很长一段时间,武汉市民中,除 了自家亲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街坊",你要听谁说"某某某是我的街坊",那就是说他们 关系不一般了,许多话都好说,许多事都好办。许多住户,一住就是几代人,亲近得很。当 然,也有钉钉磕磕的时候,也有嘟嘟囔囔的时候,甚至也有唇枪舌剑伸拳掳袖的时候,但很 少,而且大多都会被街坊们及时调解。因为,市民们生活的安宁平和,是需要自己来创造的 。生意人说,和气生财,住家人说,远亲不如近邻。相当一段时间,武汉的治安是很好的, 记得小时候,父母都要上班,孩子们在家,玩着玩着,敞着门就出去了,一两个小时不回家 ,也不用担心什么。即便锁门,也就是钉一只搭链挂一把小锁。不像如今,电子门,防盗门 ,居室门,便是卧室门,也得安锁。老人们说,早年间很难听到杀人放火之类的凶讯,有一 年,武昌一家药铺老板的儿子谋杀了媳妇,一些小报将这件事从年头说到年尾,作足了文章 ,赚够了市民的唏嘘与好奇心。哪像如今,每天的《楚天都市报》都要死几个人,六毛钱死 一个人,两句话死一个人,一把牌死一个人……市民看得都不要看了。
武汉是一座历史很久远的城市,努力追溯,可寻至三国东吴时期,孙权在武昌筑城屯兵 操练水师。到了唐宋,已很繁华了。但真正发展成一个现代城市,是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之后 。到了民初,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个市民阶层,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生长出来――民 族工商业者,买办,教师,医生,会计,报人,店员……形成了武汉民间社会的雏形。他们 也曾经很新潮,很进步,讲文明,讲科学,生活境遇和自我感觉都很好。如果不用\"阶级论 \"的眼光看,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善良的,宽和的,勤勉的,谦虚谨慎的。因为他们生活于民 间社会,他们得以生存的重要方式便是对社会道德社会公则的遵奉。那时候,在一条街上居 住或做生意,你为人恶,你服务差,你就等于是自寻绝路,没有一个什么单位或组织来保护 你的。
武汉曾有无数个小社区,一条街巷,一栋楼房,一个店铺,一个行业公会,他们大都具 备一套自我协调系统,比如前面说了,居民夏天室外乘凉,竹床躺椅塞满一条里份,人多地 窄,即无上级划分,也无组织督察,那么场地的分配就要靠社区的规则了,比如与自己住房 毗邻,比如人口多少,比如先来后到,比如老人优先……大体能保持个公正。如果谁破坏这 个规则,那么他就要冒被社区不齿的风险,并在日常交往中失去邻里间的许多帮助,如果这 些成本高于他无理占用一块空地乘凉所获取的利益,那么他可能就会放弃那种霸道。
49年以后,面对强大的政治组织及铺天盖地的革命理论,民间社会便迅速地从这个城市 中退缩并隐匿了起来。成了新社会中的灰色阶层。尽管他们的人数要比当初接管这个城市的 人要多得多,但他们却是虚弱的,自卑的,怯懦的,隐忍的,顺从的。他们当初的热情与锐 气,才智与创造力都在一片罪恶感的阴影下消遁了。于是,本原就很脆弱的市民社会的一些 规矩和法则,很快就瓦解了。
武汉的市民,绝大多数是近百年来陆续从附近的农村及外省迁入的。要在这样一个经济 不发达法制不建全的市井社会中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原有的宗法关系。这一点形 成了武汉市民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社会规范。这种强大的力量甚至也渗透到了学府、机关、文 教科研单位。武汉的管理层与知识层外来成员所占比例很大(南下、调干、考学……)并有 自己相对集中的生活区,与大多数市民的生活是隔离的,没有与他们形成有机的社会序列, 无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还是人格魅力都很难对武汉的市民生活产生正常的影响。况且,他 们中的一些人自身又带来了新的宗法关系。
一个城市各阶层之间互不搭界,想让他们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翁很难。于是,在"只生 一个好"的标语上,有人在"一"上加一竖。在市民"十要十不要"的牌牌上,有人就写上:"不 要贪污腐化",或者干脆在下面留下一滩大小便。
基于武汉的地理格局和成员构成,市民们大多没有一个整体的城市感觉,从做孩子起就 这样――不论交友,游戏,打架,你是哪个巷子的,他是哪个街的,才会决定你如何做。至 于那个概念意义上的大武汉,从前是皇上的,后来是政府的,似乎与自己没有太多关系。
不过,武汉人表现出自己的市民意识与市民热情,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一次是震惊天 下并终结了中国千年封建王朝的辛亥首义,在那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无数平日温良敦厚逆 来顺受的市民们,突然间都成为义无反顾的斗士,端茶送水,捐衣捐粮,运送弹药,救治伤 员,直至亲自投入战斗,在武汉三镇洒下热血。一次是抵御日寇的武汉保卫战。那一段日子 ,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各商会,各街区,各家各户都自发地走上了街头,募捐,演讲 ,唱歌,参军参战。血战台儿庄中壮烈捐躯的王炳章师长的灵柩到汉时,一条大街摆满了隆 重的祭品。当然,武汉人日后还有几次热情澎湃的时候,比如大跃进,比如文革,但这些热 情,只给武汉人心里留下一些难言的伤痛或尴尬,终于又缩回到昔日的自为状态之中。
今天,一批又一批的乡镇人在经济大潮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及无序状态涌入这个城市, 给本来就发育不良的都市文化、都市规范带来更大的冲击。于是,我们将看到,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武汉将在现代大都市规则与宗法式乡镇规则的冲突中,经历更多的磨砺、震荡与纠 缠。一个大都市,没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坐标系,倒没什么关系,这是老天的造化,或许让 城市更加丰富多变,但没有一个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坐标,一个精神,道德,法规上的坐标, 可能就麻烦多多。
说了武汉和武汉人的许多不是,但我依然爱这个地方。我喜欢过一些其他的地方与其他 地方的人,也曾有机会移居那些地方,但最终依然留在武汉,我想很深的一层原因,便是我 与武汉的某种历史铸就的血缘联系。我希望我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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